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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务员辞职卖猪肉:投资失败欠200万 没有更好的选择了

2021-12-07 06:39 来源:中青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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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个年轻人经营着猪肉铺还债。左起依次为罗有威、罗静、廖立峰。马宇平 摄

29岁那年,廖立峰从公务员的岗位辞职,决定去做一名“猪肉佬”。

父亲叹气,“初中毕业就能去卖猪肉,你还读大学干啥?”村里家家都养过猪,最先盖起大房子的都是“猪肉佬”。但他不想让儿子走这条路,他辛苦半辈子就是为了儿子不走这条路。

但这个“靠读书改变命运的孩子”没有更好的选择了。过去两年,他欠下近200万元的债。逾期,断供,放贷的机构通过各种方式催收,那些利息罚息和违约金压得他喘不过气。他做旅拍直播、卖螺蛳粉,追着风口赚钱,但都失败了。

他在“谷底”学会自洽,说“仗剑走天涯不可,只能拿猪肉刀”,“我们靠劳动赚钱,没什么丢脸的”。

猪肉佬

在广西柳州城乡接合部的一个菜市场,廖立峰熟练地剔骨、分肉、开猪脚、洗猪大肠。

他每天凌晨3点半到达屠宰厂。粉白色的猪倒挂着,回转寿司般一圈圈转着“出厂”。廖立峰穿着雨靴,踩在布满血污和猪毛的地上,一把搂着自己选中的猪,往前走。他的眼里只有猪肉。

刚卖猪肉时,他要专门穿旧衣服去屠宰厂,一旦有猪血溅到身上,要立马回去换衣服。而今,杀猪、卖肉、见朋友吃宵夜都穿同一件衣服,“身上总有一股猪肉味,上面可能还粘着猪毛。”

廖立峰曾是原柳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一名公务员。深蓝色制服上有独一无二的编号,帽子上有国徽,出勤要带执法证。他开小轿车上班,有时对有违法行为的商户进行处罚。

卖猪肉后,他“从行政执法人员变成了被执法对象”。他的“坐骑”变成了一辆“快散架”的二手铃木车。去屠宰场时,后排车座放倒,铺上绿色防水布,两扇生猪肉摊在上面。回家时,先开车窗散味儿,再把后排座复原,人与猪“空间重合”。

“城管来啦!”廖立峰和罗静一边快速挪动自家的板车,一边向街里喊。罗静的脚背衡量过整辆车的重量,一次车轮从她脚上碾轧过去,“感觉要粉碎性骨折了。”

罗静话不多,车停稳,系上围裙,拎起刀,熟练地分割猪板油。整个肉铺很难找到没被猪油滋润过的地方,店里的塑料板凳也比别处的光亮。

罗静在卖猪肉。马宇平 摄

负债后,她从廖立峰的妻子变成“前妻”,家里房和车都卖了还债,1岁多的儿子由她抚养。罗静离婚没离家,她跟着一起卖猪肉,是廖立峰“最好的朋友和战友”。

“很多人看了他的故事笑话他,但他能特别平静地面对,还把他以前的同事发展成客户了。”罗静佩服他。而她花了很长时间接纳猪肉摊前的日子和别人的目光。

廖立峰经常在屠宰厂遇见村里的叔伯和兄弟们。有人调侃道,读了那么多书还不是回到同一条路上。

另一条路

廖立峰从小便被家里寄予厚望,是要走“另一条路的”。

他是家里的第五个孩子。父母抱着“养儿防老”的观念,连生了4个女儿,生下他后才彻底告别超生罚单。

他几乎没见过父母闲下来。他们早晨三四点起床做工,种地、磨豆子做豆腐、养鸡鸭和百来头猪。他们不懂循环经济,但有农民的算计——喂猪需要饲料,豆腐渣能做饲料,豆腐能卖钱,猪粪作果树和蔬菜的天然肥。

最苦的活儿在夏天,太阳正毒,廖立峰和父母去割水稻,稻谷刺得腿痒痒的。廖立峰讨厌癞蛤蟆,但它们总成群结队地埋伏在花生秧边等他。腰上的旧伤是高中暑假时落下的,一次收稻谷,他趁父亲午睡,自己把几十袋稻谷扛上楼。

廖立峰的父母坚持供孩子读书。他们告诉儿女们,只要有本事往上读,家里都会想办法供她们,“那是做父母的责任”。最后,5个孩子都上了大学。

这在村子里很少见。为了送孩子进城读书,这对农民攒了一笔“巨款”。每个孩子的借读费800元,学杂费每学期300元。那是1999年,广西农民人均年纯收入1972元。

廖立峰和四姐跟着爷爷奶奶住在叔叔或者姑妈家,姐姐和奶奶睡床上,廖立峰和爷爷打地铺。只有爷爷快过生日时,他们才能见到骑车二三十公里路,驮着粮食和果子进城的父亲。

周末,姐弟俩去工地旁捡废铁,卖来的钱换成椰子糖、雪米饼和方便面。

廖立峰脑海里挥之不去的一个场景是,姐弟俩经常站在亲戚家的阳台上发呆,他跟姐姐说,自己想爸妈了,“她说她也想,我们俩就抱在一起哭。”

他事后分析,这可能也是他大学毕业后一直想回老家工作,和父母在一起的原因。

廖立峰的父亲从来不在孩子面前提“钱”,也不向人借钱。他好强,在村里最先盖起楼房,钱不够,3层房子就分两次盖。廖立峰的印象里,父亲总是严肃的、劳累的,他很少和父亲亲近,他总是安静、听话、胆子小,“不要让他(父亲)注意到自己”。

家里更不会有“出格的事”。早些年,农村地区流行赌六合彩,大毒枭贴着汉白玉的豪华别墅在他们邻村,有游泳池、亭台楼阁、麒麟石兽。“三代人没一个沾过那些。”廖立峰的父亲说。家里“代代相传”的故事是,廖立峰的爷爷是镇上唯一考上柳州高中的,那是全市最好的学校。

寄人篱下的廖立峰觉察到,尽管父亲在村子里有着体面和骄傲,但在城里的一些人面前,总被瞧不起。大人间的交谈刺痛过这个孩子。

廖立峰曾立下志向,要赚大钱,让父母不那么辛苦,要让人看得起。

2011年,廖立峰考入吉林大学法学院。收到通知时,他原地蹦得老高,给家里人挨个打电话。父亲在镇上的酒店请了10桌亲友。

后来,他考上公务员,父母在村里摆了十几桌酒席,全村都知道“廖立峰要去市里当官了”。他结婚,父亲担心“对儿子影响不好”,喜宴从计划的80桌缩减了一半。

可向上的日子戛然而止,跌落来得猝不及防。今年3月,这个“全村学习最好的孩子”,从公务员变成一名“猪肉佬”。

当公务员时的廖立峰。受访者供图

跌落

廖立峰工作后,父母付全款在市区里买了房子。家里的日子也富裕起来,母亲种葡萄,父亲在屠宰场做生意,每年收入近20万元。

他每个月到手工资有3000多元。他和罗静喜欢在周末自驾游,加上经常往农村老家跑,每个月汽油钱近1000元。他勉强能维持“收支平衡”。

他应酬多,有时1个月,20多天有酒局。儿子比预产期早几天出生,罗静夜里进产房时,丈夫在从聚会赶来的路上。

他一直渴望有朋友,希望融入热闹的群体。小时候,别人看过的动画片,他没看过。班里男孩子几乎人手一个的“会闪的悠悠球”,他饿了两回肚子,用早饭钱买到一个基本款,不会回弹,也不会闪。他能融进城市孩子的圈子的办法是一起玩网络游戏。有段时间,他半夜溜去网吧,把枕头和衣服堆成人形埋在被子里。

他希望靠自己在城市立足,让父母过上不用再做工的生活。

“他帮了倒忙啊。”廖立峰的父亲说。

廖立峰不愿多提当公务员时做副业的经历。只言片语拼凑起夫妻俩做生意的梗概:罗静在物流公司实习过,他们就尝试加盟快递站点。快递站又像“联络站”,他们在这里认识了各种生意人。

廖立峰也和县中的学长建立了联系,对方经营着柳州市规模较大的二手车行。他进了这个圈子,学做二手车生意,一辆车能赚六七千元,是他工资的两倍。

2019年,那位学长找他借钱,邀他投资入股开二手车行分行。廖立峰拿出自己的积蓄和父母种葡萄攒下的钱,加上从朋友和银行的借款,总共投了80多万元。

但朋友拿了钱投资P2P公司,人跑路了,廖立峰的钱也打了水漂。

那时,网络借贷正疯狂,有时只需要一张身份证和手机卡就能从一些网贷平台借钱。有的身份证是假的,手机卡也是假的,授权网贷平台读取的手机通讯录也是假的。“借了钱扔掉卡,就不用还了。”

廖立峰后来得知,对方一共筹资了近2000万元。他没有像其他债主去法院起诉对方,他觉得对方家里“只剩下带着孩子的老婆在还债,也挺不容易”。

他把父母买的商品房卖了,还了部分债,又借钱买了两套公寓。他计划的是,等还完房贷,两套公寓的租金能够供孩子读书和父母养老。

他买的公寓在市区会展中心附近,是“有潜力的黄金地段”。房子带租约性质,开发商作担保,廖立峰买房同时签一个租赁给酒店经营的合同。酒店每月支付的租金可以抵掉月供。签约时,房子的外观已经建成,只剩下室内的软装。

后来,酒店没开起来,没有租金,房产证也没有,开发商遇到了经济危机。廖立峰每月要还1万多元的房贷。

廖立峰怎么拆补都填不上那些数字。最多的时候,他一个月要还近5万元贷款。他陷入以贷养贷、以卡养卡、拆东墙补西墙的循环中。

没过多久,催款的电话也出现在他的同事、村里邻居的手机上,还有人坐进双方父母家。

触底

2020年1月,廖立峰从公务员岗位辞职,并且第一次向妻子坦承债务的具体数字。这个数字是罗静预想的近10倍。两次投资失败,廖立峰背上了近200万元的债务。

罗静记得,孩子出生的时候,他们债务彻底爆发。为了省钱,待产包精简得只剩几件必需品。孩子穿了一件有破洞的衣服,廖立峰看了直流眼泪。

他有过轻生的念头,孩子成了支撑他的力量。廖立峰想快点还债,自己小时候穷过的感受,他不想让儿子再体会一遍。

他有过创业的经历。大学刚毕业那年,他在柳州做营养餐外卖。每天早上4点到农贸市场采买,中午12点多送完午餐再回去休息,他是采购员、厨师、社群维护及拓展经理兼外卖员。行情好的几个月,他一天能赚上千元。

但没多久,外卖平台在当地拓展市场,拉商家入驻。他拒绝了平台,但没拼过资本,首次创业以失败告终。

辞去公务员后,廖立峰决定抓住“风口”。

他看到身边很多人发了财,有的去义乌批发雨伞,3元一把,在团购网站上卖19.9元,每月成交几万单;有人拍当地农村生活短视频,积累十几万粉丝,在抖音上光卖泡菜,每月就有几十万元现金流。

一切看上去并不难,但廖立峰总比“风口”晚一步。

Vlog正火,他想和朋友做旅拍博主。无人机买了,路线也规划好了,新冠肺炎疫情来了。他还没上路,旅拍事业就结束了。

2020年3月的一天,“买不到螺蛳粉”上了微博热搜。那时,柳州街上的很多螺蛳粉店闭店。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是,柳州人见面打招呼,除了问“买到口罩了吗”,就是“你家买到螺蛳粉了吗”?

廖立峰和罗静觉得这是个商机。不仅本地人离不开螺蛳粉,全国还有很多螺蛳粉的“粉丝”。

批发大品牌的螺蛳粉卖,只能赚微薄的辛苦钱,夫妻俩决定自己做品牌。他们找代工厂,注册商标,花两三千元请人设计包装,还去外地向朋友学习网络销售,请朋友的朋友介绍网红主播帮忙带货。

辞去公务员的事他们始终瞒着父母。

廖立峰白天出门开网约车,晚上在直播平台卖螺蛳粉。直播时间从晚上7点半到12点。他的网名叫“破惨兄弟”。情况最好的时候,一晚上有两三千人观看。冷清时,父母的手机也静音模式放在眼前,直播间的人数勉强凑够两位数。

半年过去了,创业的收益比之前做公务员时还低。催债的电话没有一天停止过。夫妻俩陷入焦虑。

罗静觉得那段时间刚满周岁的儿子都有点抑郁了,他们很少能拍到他大笑的照片。

只有她的网文有了点起色。她在不同平台上注册了十几个账号,每天写文章到后半夜。她根据阅读量,分析不同平台的受众群体和阅读偏好,给用户“画像”。

老年人用户最多的平台,她写《50岁女人的穿衣忠告》《退休后最好的活法》《65岁大爷相亲的感想》。“图片也可以多放几张,增加阅读时长会提高收益。”

一年的时间,她积累了十几万粉丝,现在,她已经变成“熟练工”,1000字左右的文章,每小时能写两三篇,每月稿费从几千到几万元不等。

今年3月,做快餐的朋友向廖立峰提议,不如去杀猪,卖猪肉一天能赚几百,好的时候能上千元。

廖立峰犹豫了几天,答应了。

退到一个位置

卖猪肉的前几个月,廖立峰发朋友圈要分组,特别要屏蔽同学和前同事们。他反复强调,自己不觉得卖猪肉丢人,真正丢人的是做到一半就放弃。如果坚持不下去,或者一蹶不振才会被人笑话。

他请村里的人来店里教剔骨和开猪脚,他付学费。“师傅”比他还小一岁,已经卖了10年猪肉。有的技术难学,他学了十几天。

廖立峰不怕别人议论自己,让他更难受的是“让父母没面子”。

他几乎是市场里最勤快的猪肉佬。早晨,他在本地的屠宰厂买一头猪,适当放低价格,上午卖完。中午,开一个多小时车去邻市的屠宰厂再买一头,等到下午4点钟再拿去菜市场卖。这样别人每天卖一头猪,他卖两头。收入翻倍的代价是他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,那辆二手车半年开了13.5万公里。

卖猪肉半年后,罗静决定把廖立峰的故事发给一家自媒体,“警示年轻人不要借那么多钱。”她曾看到一名名牌大学毕业的银行白领,欠债400万元后送外卖还债。

但她自己没有出现在文章里。“还是有些好面子的。”罗静说。

罗静长得漂亮,成绩好,“是挺骄傲的一个人。“女孩子要多见世面”,她离开广西去北京上大学。毕业后,在深圳的一家科技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。她“中过消费主义的毒”,买名牌包和衣服。刚卖猪肉时,她恨不得躲在一件隐身衣里。

罗静曾经的工作照。受访者供图

有媒体拍廖立峰的工作照,她刻意挪到镜头外。躲不过的,她试探着问,“能不能用化名?”对方应允了,但最后不仅用了真名,还放了一张仰拍她的照片。

一家本地的论坛转载了相关的报道,跟帖几乎全是负面评论。“这个人脑子有问题”“肯定是当公务员贪污被辞退了,现在又来洗白”……罗静赶紧联系管理员删帖。廖立峰不在意这些,对他而言,没有比还钱更要紧的事了。

今年9月,罗静的父母疼女儿,派儿子罗有威来支援。来猪肉铺的第一天,罗有威把屋里屋外做了遍清洁,堆积的脏衣服也都洗了。女朋友休假,他带来店里帮忙卖肉。

对于23岁的罗有威来说,姐夫廖立峰无疑是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但罗有威不讨厌他,因为“他不会讲很多大道理”。他称赞廖立峰,在学习阶段能取得很好的成绩,当过公务员,在遇到困难的时候,也能退回来杀猪养家。

罗有威学的是道路与桥梁工程专业。去年,他和班上同学被安排进富士康实习,在流水线上做话筒生产中的一个环节。实习快结束时,他们有些舍不得,“在工厂每月2300元的底薪”。

眼下,班上同学都在找工作。有人要去工地学做工程,有的打算去装修公司学室内设计,水电工也是不错的选择。他是唯一来猪肉铺“实习”的人。

廖立峰上新闻后,罗有威把一张新闻照片发到朋友圈,他被镜头扫进了那张照片。他觉得应该现实一点,“很多都是虚名。”

罗静和廖立峰一起卖猪肉。马宇平摄罗静和廖立峰一起卖猪肉。马宇平 摄

负债者

廖立峰在一家媒体的建议下开了抖音号,昵称就叫“吉大猪肉哥”,粉丝有1万多。给他留言的人足够组成一支“负债者联盟”:一名海南的公务员自称投资了农庄,受疫情影响亏损严重,欠下200多万元债务;一名在电力系统工作的90后,贷款搞投资,玩虚拟货币,债台高筑,现在也还不上了。

还有负债的年轻人从外地赶来,想拜廖立峰为师,学卖猪肉。最心诚的陈鸣(化名),和廖立峰同龄,出生在湖北农村,当天就在离猪肉铺几百米的地方租了房子。他欠网络借贷平台和银行30多万元。

陈鸣对罗静说,他是来带廖立峰发财的。他的手机上还留着证券交易软件,他的股票吞掉他近30万元贷款。

他本来在电子厂有一份稳定的工作。早晨7点半进厂,下午6点下工,包吃住,每月收入五六千元。他不想只赚死工资。工厂里有不少理财思想的工人,陈鸣是他们的追随者之一。

罗有威见过工厂里的那些“布道者”,股票、基金、比特币、以太坊、狗狗币,讲起来头头是道。

陈鸣总说自己“倒霉”,“卖出去的股票都涨了,留在手里的跌得看不见底。”

来猪肉铺被他称为“病急乱投医”,他急需找一份赚钱快的工作。他不敢去公司应聘,缴纳社保时会留下“踪迹”,催债公司总能依据这些信息查到他就职的公司,拿到通讯录后挨个打给他的同事。

“我们只是表面看起来正常,如果你欠的(钱)多了或者欠的时间长了,完全不想去面对。”陈鸣说,“很迷茫。”

廖立峰能理解那种感觉,他愿意教他卖猪肉。

屠宰车间里,陈鸣拿着廖立峰递过来的工具刀,在猪毛上刮蹭了两下就站远了,嫌脏。廖立峰拉着猪肉回店铺卖肉,陈鸣回出租房补觉,晚上8点半再出现在店里,该吃晚饭了。

陈鸣用食指戳了戳案板上的猪五花,又把手缩回袖子里,“从凌晨3点到晚上10点收摊,你算算几个小时?”

他对廖立峰有些失望:一个都上了新闻的人,还是在一刀刀卖猪肉。

没多久,陈鸣从猪肉店消失了。

自洽

猪肉铺会在中午闭店4个小时。他们要开车返回10公里外的农村老家,和父母吃顿午饭,再陪一会儿1岁零8个月的儿子。廖立峰也可以补两个小时觉。

罗静仍坚持更新文章。她有时早晨4点起床码字,7点钟抱着电脑准时出现在猪肉摊前。猪肉铺的里屋是她的“办公间”,卖猪肉累了,她进屋写几篇,中午和晚上也总能挤出两三个小时。

午后的日头正毒,廖立峰的父亲戴着草帽蹲在自己房子旁,挑稻谷里的沙粒。几年前,他因为脑溢血住了院,不能外出做工,他买了酿酒的机器,在家赚钱。

父子俩偶尔还会因为债务的事情争吵,“你怎么借那么多钱啊!”气消了,父亲安慰他,“身体要紧,钱慢慢还。”

廖立峰现在仍不敢想那200万元的债,现在能做的,就是好好卖猪肉。身体的疲惫能帮他入睡。“985”“公务员”的那些标签正在离他远去,他向父亲承诺,就算卖猪肉,也要比别人卖得好。

今年3月,《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》开始施行,全国首家个人破产事务管理机构在深圳挂牌成立。11月8日,深圳市中级法院裁定了首宗个人破产清算案件,一名“诚实而不幸”的债务人通过免责考察期,不用还了。

卖了一晚上猪肉的夫妻俩看到这则消息。他们之前没听说过“个人破产”。“自己欠的钱,不还的话,心里有些过意不去。可以不还利息就觉得很好了。”罗静说,“如果不用还了,感觉生活好幸福啊,可以每天陪孩子了。”

“等还完钱”成了廖立峰和罗静口头禅。

转天,法院送了传票到农村老家。她们“被法院工作人员的态度温暖到了”。对方看过关于廖立峰的报道,一直鼓励她们说不要着急,慢慢还就好了。

廖立峰被拉进了吉林大学的校友群。校友们鼓励他,卖猪肉不丢人,不要放弃,债务慢慢还。他们相约今年冬天要采购廖立峰家的腊肉和腊肠。

廖立峰和罗静有时候觉得日子挺苦的,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,眼圈乌青,满身油渍。有时又觉得“不在乎物质了,幸福感高了很多”。

凉棚下,廖立峰在挂腊肉,孩子在旁玩积木,他腾出手抱着孩子闻腊肉香不香。不远处,雨里的芭蕉叶在滴水。他用甘蔗熏肉,孩子扛着甘蔗,他夸孩子是孙悟空。肉摊边,猪尾巴耷拉着,罗静给他腰上贴膏药。看一只蜜蜂来了十多次“偷肉”,他笑称,终于明白自己这几天为啥不赚钱了。

他们珍惜每天和儿子4个小时的短暂相处。儿子抱着公鸡在院子里跑,比同样牙牙学语的孩子更早认识了“猪脚”和“排骨”。

罗静觉得自己也变了。她找到更多佐证自己观点的例子: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,本科毕业就直接来公司做副总,让公司直接亏损了近亿元。任正非把孟晚舟放到基层很多年,后面才有了现在的孟晚舟。

别人故意提起她卖猪肉,还带一些嘲讽意味的时候,她就跟廖立峰学,给对方推介自家的腊肠腊肉。

罗静希望孩子能被他们“正确地影响到”,爸爸是卖猪肉的,就是职业里的一种。

他们打算开车去学手工腊肉的秘方。冬天就要来了,鲜猪肉卖得慢,他们得把猪的“产业链”再延长些。

廖立峰照例给每天都瘪的左后车胎打气。他不恼,自言自语,“每天都要加油打气了”。(记者 马宇平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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